资本主义式的占有，仅仅是为了占有。占有没有理由，它只占有。占有是为了下一次、下下一次更丧心病狂的占有，占有完了就放到一边，找到下一个目标去占有。所以，书是一本本被买进来了，搞得像知识分子一样每天手不释卷，其实是像古董店里的店东戴着老花镜欣赏古玩字画一样，到了最后甚至连摸摸封皮的劲道都没有就把它们一本本地上架了。
我们是整天对着房子里堆得满堂堂的书，看到自己被书挤得连睡觉的姿势都变型，但还是不愿意去把那些多余的丢掉。硬盘里是早已经有几百G的电子书了，多得这辈子都看不完了，还是不愿意把它们去清掉。我们死霸占着它们，还不断去霸占外面更多更多更多的它们。我们的计划会得逞么？巴塔耶的看法是，你死皮赖脸地霸占着过量的东西，到了最后，它们还是烧掉的烧掉，数据丢失的丢失，你想要占有？门都没有。不可控的东西会帮你把它们消耗掉的，到了最后，非生产性的消费行动总归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。与其病态地霸占那么多，还不如主动点，像古代贵族那样去把多余的东西馈赠掉。
土gong以为靠着凶狠，靠着它的坦克炮弹可以来霸占我们，事实是，它已经把自己搞成了一个祭品，最后通过一次献祭行为，它将被我们消耗掉。
写，就是退隐。不是躲到帐篷里（深山老林里？）去写，而是从他的写作中退撤出。是在远离自己的语言处搁浅，是从语言中挣脱或让自己的语言失控，让它独自地轻装行走。是丢下言语。做一个诗人即意味着知道怎么样丢下语言，让语言独白，让那些它只能通过写作形式进行的东西自行说话。（《写作与差异》，114）
本雅明说，翻译是种权宜之计，是我们面对外来语言的异己性作出的一种反应，它永远是权宜的，事实上，我们也只能权宜着对付它了，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太多办法。译作对于原作来说，是它的来生，这个来生既要照看它的前世，又要去盘算它的此生了。所以译者的任务应该是呼唤原作，但不进入它，留一个尺度给自己，在这之间寻找一个点，在这点上，它能听到一个回声以自己的语言在原作那个陌生的语言里回荡（《译者的任务》，69-71）。
译者的任务不是去把印地语、希腊语、拉丁语变成自己的母语！而是反过来，把自己的母语变成印地语、希腊语、拉丁语！译者的基本错误就是试图保存本国语言本身的偶然状态，而不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。译者要让自己的母语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，为了要达到纯粹语言，译者们必须要打破自己母语里层层腐朽不堪的障碍（74-75）。
昨天看完春晚我就在想，我们那么讨厌春晚，那么去嘲笑它，其实无非是在说：我们每天的生活早就是春晚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春晚的总策划。一般的，一样东西越是让我们肌肤的每个毛孔都立起来反对它，这里面就越是有令人无法回避、必须直面的问题了。
春晚里的主题是婚外恋、情感危机、房子、钱......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主题。春晚是早已经给我们这样混沌、堕落、让人不堪尴尬的生活安排好了出路，它早埋伏在那里等我们了。它就像隔壁好心而碎烦的阿婆一样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，房子买不买的起是次要的，耍个小手腕黑厚一点不义之财也是不必要的，关键是你要丢开这个操蛋的世界去找对人过日子了。看到这里，我再次误认为春晚就是我们自己拍给自己的，是我们自己的骨肉，只不过拍完了一到临场要看，我们就底气不足了，羞涩地要把这个孩子打掉。
刚好最近身边的朋友都喜欢跟我来讲这种“春晚哲学”，我就特别关注这点。春晚哲学的道理是伊壁鸠鲁式的，现实残酷就让它去残酷好了，我们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！我们关注我们另一半的精神生活！外面是惨烈的资本主义，我们内心照样可以是通红的共产主义的，只要我们愿意。照着这种哲学，我们找对象就成了政治行动，要更加小心谨慎才行，我们都是被要求拿起放大镜去考察身边人的内心的。但这样考察来考察去，最后我们还是要被逼迫承认，我们身边的每个男人、女人都是伍迪艾伦式的，都是他电影里玩的那套把戏，他是早已经看透爱情政治这套把戏了。
所以，与其说春晚这道恶心的菜是我们进馆子点的，还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亲自下厨烧的。现在，我们自己是要背负起那种恶心，自己去检讨那种出路了。伍迪艾伦戏谑了那么多年的资本主义情感剧，我们是绝对不能再走进去了。
甘阳能够说清楚为什么搞他嘴里的“人文通识”课最重要么？他要求每个人去“人文通识”干什么？像他这样搞人文搞“古典研究”，念西洋经、中国经的才是“精英”、才是“精神贵族”，其他人就统统不是，所以他们都应该像他说的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去读读读？
在我看来，甘阳的人文通识要求就是种霸道的无理取闹。他的意思是，大学么，就应该让人文来做大，技术科学赚钱这些就是低等的抓鱼摸虾，应该交给职业学校去做，搞这些统统没有“学术氛围”！年轻人中午吃饭最理想的话题就应该是“人文学术”而不是女人大腿！所以现在他要来通过他的通识教育拨乱反正了。
本来读“人文书”这件事跟你读“线性代数”、“电子电工原理”、“市场营销”没两样的。一个人不会因为读了几本甘阳们心里的“大书”就变得崇高起来，一个“好”（good）的人不是通过读读读才变得好好好的，按照福柯对古希腊的研究，书这种东西压根也就是被当做一个“触发器”来用了。用赛涅卡的话说，书这种东西是不需要你吭哧吭哧读很多的，读得多往往是出于虚荣！出于小资恋物癖一样的恋书癖！想读、需要读的时候读几本就好了，吃透它，读完以后把那些你尝到的东西消化成自己的，把你读到的哲学传统里的东西化成你自己的，这就是修行，是种把读的东西铭记到主体里，铭记到主体的行动里去的行为。
甘阳认为通过他的人文通识，大学生就有个“底”了，接下来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多多少少是会自己去找点“经”来读了！他还觉得大学生不认真对待通识教育里的“阅读作业”是因为中国大学的课程太多了！少一点大家就都会去跟着他读了！我认为这都是他的空想。一般的，一个大学生读理论，撇开效果不谈，一个小时大概平均能读25页。你的阅读作业了不起也就四个小时量。大学生会“没时间”来做？不要自恋了，人家是根本没兴趣来搞了！他每天玩电脑的时间都是大于四个小时的。所以，就算你强迫人家通识了四年，出去他还是看到那些“大书”就讨厌，他是以后都不会去读的。
甘阳觉得大陆“学术氛围”好，理由之一是搞个讲座有人听，而且还场面火爆！比如，他去北大讲“通识”，同学们就都丢下手边在打的游戏陪他去“通识”了。在香港是没多少人去的，所以他瞧不起人家。其实，人家香港就是几十年后的大陆了，不信你等着看，二十年后还有没有人来！现在大陆学生还对人文有个顾虑，觉得它好像是蛮崇高、蛮精英、蛮贵族的，所以他也想屁颠屁颠地搞点儿，好时不时地装逼装出一点儿。你看好好了，中国在X党资本主义下在搞个几年就没人信你的人文了，都是挂着ipod打着电脑整天想着去金融了！
我同情甘阳的悲壮，他觉得他的责任就是坚守人文，不让它散失。有时候我也希望有更多人去“人文”地思考了，但一个现实是，你分到的人文也只是社会分工里的一块，你是不能抬高它来叫人家都去学了。比起被资本主义的现实残酷折磨得死去活来，现代人更愿意在人生的分岔口喝点你甘阳端上的心灵鸡汤，喝完了还是要继续干活干下去的。
